从来没有想过我和杜仲会与创业沾上边，但围绕创业，我们俩切切实实做了很多年。我和杜仲一起懵懵懂懂地从江西的一个小县城走了出来。原来以为就是出来上大学，见见世面，毕业后有可能回江西建设家乡，但没有想到的是，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能回去。我从小在乡下的邮电局的院子里长大，大学学的是通信工程，毕业那年，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通信网络设计工程师。杜仲的父亲是一位乡村中学的校长，杜仲在学校的琅琅读书声中茁壮成长，从小就有“好为人师，传道授业”的志向。他大学学的是机械自动化专业，却歪打正着成为一位软件工程师，在见证了第一、二次互联网的巨大浪潮之后，又成为一个坚实的互联网创业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后二十年这段时间里，和我们两个一样的数以千万计的工程师们造就了不同产业（电商、新零售、物流、快递、互联网金融等）
的中国奇迹。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邮电部设计院无线处当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是一份非常吃香的工作，而且在行业内有着非常不错的发展机会。我所在的邮电部设计院既是部里的直属业务单位，又可以为邮电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单位提供通信行业内最高等级的全程全网的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是那个年代响当当的铁饭碗。工程师没有做多久，中国通信发展最高速的时代开始了，而且持续了数十年。我国通信业从未有过如此波澜壮阔的高速发展，这种时代变革的大背景，正好给了我们这批年轻的工程师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通信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各产业的发展，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个瓶颈，大力支持邮电部发展通信的基础网络，并且要求有线（光纤）和无线（移动）同时推进，年年建设，年年扩容。也正是因为经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通信基础网络建设（大规模的建设时间持续了近十年），才有中国非常完整的有线（光纤）和无线（移动）通信网。在第一次完整的全国性通信网络基础上，中国诞生了如新浪、搜狐、网易、盛大等第一代互联网巨头企业。
1997年，我和杜仲只有书信来往，当时的计算机还不是很普及。由于我们学校是部属重点院校，学校非常重视计算机专业的发展，当时学校的计算机中心有一个由美国IBM公司捐赠的完整的比较先进的计算机机房。在那个当时普遍低端的“286”电脑时代，我们机房里罕见地齐刷刷摆着几十台高配“486”IBM电脑。这是当时我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计算机机房，第一次接触到那么神奇却极简陋的Internet网（中国教育网，当时只有北京市的四所高校联网），鼠标点进去需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出来一个页面，而且内容非常简陋，上面除了简单介绍的文本和校门图片之外，再没有其他信息。我把我看到的情况似懂非懂地写信告诉了杜仲，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谈什么是互联网，也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神奇的却虚无缥缈的事物。
2001年4月，我主动从原单位辞职，加入当时最年轻也最火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网通（控股）有限公司，并因为工作表现优秀，当年年底从广州（华南）分公司选调进入公司总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初回北京，我和杜仲一起合住在北京交大南门的大柳树（现在的富海中心）。那时工作都不忙，周末有空就一起去附近的北京交大打羽毛球。他当他的幸福的“程序猿”，我做我的通信工程师，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
2003年6月，中国网通集团内部组织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在上海成立了南方区域总部。当时集团内选拔了一批年轻的优秀技术骨干南下上海，去筹备南方区域总部。我是第一批先遣队成员之一，并在当年筹备工作完成后，全职加入了中国网通集团南方分公司。在南方公司期间，我全程参与了当时最热门的3G实验局的建设和测试工作。整个实验局项目由信息产业部总体统筹安排，各大运营商分别承接了信息产业部指派的各种制式的3G（WCDMA、CDMA2000及TD-SCDMA）上海实验局项目，同时，各单位各自负责实验局的整体规划、建设及测试工作。大家在快速开展实验局项目建设和测试工作的同时，都在信心满满地憧憬3G时代的到来。但事与愿违，通信行业那些年风云变幻，数次发生重大变革：运营商之间重组合并、中国电信南北分拆、3G牌照发放等。2004年由于中国网通集团内部战略调整，南方分公司整体撤销，我选择去了离上海最近的杭州，工作关系也调入中国网通集团浙江省公司。
每个人的人生永远没有固定的剧本。2005年，因为家庭发生巨大变故，我陷入人生的最低谷，彻底失去了奋斗的方向。2006年，我选择主动从网通集团离职，一个人远走新加坡，从一家世界500强的央企，跳槽去了另一家世界500强——美国Oracle（甲骨文）公司。在新加坡财富喷泉边上的海景办公室，我安静地度过了三年平淡时光。安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2009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了新加坡，美国Oracle公司亚太区也开始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亚太区整个负责中国业务的团队要整体迁移回中国北京。在犹豫和挣扎数夜之后，我再次选择主动辞职，和家人商量后，作出了回国的正确决定。我回到了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同年，杜仲也由北京辞职，选择南下和我会合，入职当时如日中天的阿里巴巴集团，在杭州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段工作历程。这段工作历程不仅补上了他一线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经历，也为他未来数次创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2009年1月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给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联通集团分别颁发了TD-SCDMA、CDMA2000、WCDMA的3G牌照。3G牌照发放后，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联通集团历经2至3年分别完成了各自的3G移动网建设，在这期间，天才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发明的iPhone手机引爆了第一次移动互联网。在这波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又诞生了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世界级的互联网行业巨无霸。作为一个“70后”的通信老兵，我有缘参与和经历了中国通信和互联网跨行业的数次飞跃式发展，实乃幸事。
2009年10月，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第一次跨界创业生涯。杜仲的创业开始于2012年。在我们各自的那段创业时光里，我们对待每一次创业都像年轻人谈恋爱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自己的资金、智慧、人脉资源，全身心地努力工作。但现实是残酷的，杜仲的前两次创业都是所托非人，最终以身心疲惫结束。
2015年，我转型成为一个TMT创投基金的合伙人，有了更多的与各类（早期、中期、晚期）创业者接触的机会。每年直接或间接审看的项目有近百个，每一个创业项目的后面，都有一个有着非凡梦想的团队。同时，每一个创业者后面也许都是一部难言的血泪苦难史。成功的项目成功的原因往往类似，失败的项目失败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从1998年后近二十年间，我经历了中国通信业数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杜仲经历了中国互联网的第二波高速发展。虽然我们两人行进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有缘的人还是会相遇、相交。2017年，杜仲艰难地结束了上一个创业项目，终于有了大量空余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一起复盘。
1.是什么原因让已经在杭州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树立起来的优秀品牌轰然倒下？
2.是什么让我们对近200人的团队无能为力，最后作鸟兽散？
3.是什么让我们忘记了初心？
4.是什么让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创始人的团队失去了信心？
5.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CTO）做错了什么？
6.换位思考：如果当时我是CEO会怎么样？
7.如果投资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怎么做？
大部分创业项目的开始都是幸福的，而失败之后的复盘却是痛苦的。因为公司已经关闭，我们都有自己的大量时间，可以在独处的时候思考，可以一起爬山的时候热烈地讨论。那段日子，我们把原来没有时间去的地方转了个遍。经常在最清醒的上午，去西湖边、玉皇山、云栖竹径、虎跑公园的贵人阁、灵隐寺的上香古道等地。我们在爬了N次玉皇山，走了N次上香古道，喝了N次茶后，终于在灵隐寺悠长的钟声中想明白：
1.创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创业如登山，急不得，慢不得。
3.创业如修行，机缘重要，没有退路，初心无悔，团队合一，方能登顶。
在想明白这些问题之后，两人终于从创业失败的痛苦煎熬状态中解脱出来。多次的复盘、总结及讨论，所有的过程我们都顺手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大部分成了这本书中的文字，与众多准备创业和正在创业的朋友们分享，希望对你们有点用。
2020年5月31日于杭州